(原文已登載於美濃月光山雜誌)
民國九十五年，高醫派我出國進修一年，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院研習癲癇與睡眠障礙。台灣的癲癇治療大約落後美國的先進醫學中心十年左右，到了哥大，除了艷羨人家的儀器和專門知識，更震撼的是他們對病人文化和語言的尊重。
在哥大，我看過醫院為一個病人聘請不只一位翻譯，很全面的照顧弱勢的華人、韓國人和拉美人，醫院甚至為了照顧新移民聘請會講亞洲語言的醫師。紐約是全世界貧富差距最大，也最勢利的城市，但是這個城市最好的醫院，會為了沒有商業保險的弱勢病人聘請醫師和翻譯，只為了尊重病人用自己的語言述說自己的疾病，給病人他能得到的最好醫療，這給我很深的感動。
一年的見習結束時，指導我的癲癇科主任問我願不願意留下來，我說，我想念我的國家和病人。沒說出口的是，我自己覺得很愧對生養我的客家文化。我很想回國，用客語照顧那些一輩子在鄉間，不能用國語台語說清楚病情的老人家。
我是出身於屏東佳冬的客家人，說著跟旗山美濃地區一樣的四縣腔客語，回國之前，高醫的長官問我要到哪個支援醫院，我沒有遲疑的選擇了旗山醫院。七月底回國，八月開始我就到旗山報到開始看門診了。
看了三年多的門診，從第一天的三個病人，到每個門診三十到四十幾個病人，我開始慢慢體會到，除了門診，我有更多事情應該為這邊的老人做。高醫有二十幾個神經科主治醫師，整個高雄市可能上百個，不缺我一個，但是旗山美濃地區，當時只有兩個神經科醫師開門診，不收住院病人。遇到中風癲癇等的神經科重症，幾乎只能遠送到高雄市，旗美九鄉鎮，是富裕的高雄市旁邊被遺忘的區域。
正琢磨間，九十八年八月八日，我剛接下新一年度高醫主治醫師的聘書，莫拉克颱風便重創了旗山美濃地區。八月十一日 ，星期二，路剛剛搶通，我繞路進旗山看門診，路旁的淤泥堆到一個人高，醫院門口的超市幾乎全毀，但是病人還是絡繹不絕的來了。藥被沖走了、受了涼了、中風又復發了….. 。門診開到一半，院內廣播要我們把停車場的車移開，十一點多，冰櫃車開上停車場，從門診窗口望下去，簡易的靈堂就這樣克難的搭起來了。那一年，整個地區的人臉上幾乎都沒有笑容。
風災之後，營生困難，本來就已經不多的青壯人口外流得更加嚴重，鎮上幾乎只剩下老人和小孩，人丁全國飄零如風吹油桐花。鄉下總是老人照顧小孩，老人照顧老人，一旦生病，為了到高雄市看病，年輕人得從工作地趕回來，帶老人往返醫院，耗去兩個人一整天的時間。而老人家們常常不會說國台語，都得靠兒女翻譯症狀，即便到了醫學中心，十句話裡能溝通到一句，已屬萬幸，多的是完全只能靠猜測手勢來診斷，再加上舟車勞頓，形成就醫的困境。客家人原是堂堂中原人士，何以落得如此不堪。
幸而在風災之後，政府開始重視高雄市邊陲地區的就醫困境，於是在九十九年二月，新接任的鄭院長獲得衛生署的支持重塑旗山醫院，問我是不是可以到旗山來服務。那時我沒有太多的懸念，我知道這個地方會需要我，生養我的文化在呼喚著我。那年我沒有再接受高醫的聘書，結束了十多年醫學中心的專科生涯，開始了旗山的新生活。
從私立大學的醫學中心，到公家經營的地區醫院，從頭開始建立一個科與檢查能量，其中的難處超過我想像的百倍。還好有院長的全力支持，讓我可以施展醫學中心教會我的全部本事，把醫學中心能有的檢查一項一項建立起來，甚至還建設了睡眠中心，開全客語門診，作失智失能的社區篩檢與復健活動，在一年內匆促的把神經內科做出一點樣子出來。
從醫學中心到地區醫院，這樣身分的轉換，經過內心不斷的掙扎，還好在工作上、家庭上都獲得很大的支持。也因此在到任後，有充足的後援下，可以馬上開始投入災後社區的重建與醫療活動裡面。災後的偏鄉社區，從醫療的角度來看，支援照護系統不足是最大的問題。老人照顧老人讓照護品質變差，同時他們會因為就醫困難而放棄尋求治療的機會。失智症、中風、或是退化性關節炎，有非常多無法就醫的患者藏在社區裡面，我們希望可以深入社區，用他們的語言、聆聽他們的痛苦與故事。同時很可喜的，這個災難讓很多的社區自己組成了小團體，靠自己的力量幫助自己的長輩們，我們，躬逢其盛，便可以有機會為他們服務與治療。
而這一切的一切，從我在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醫院的癲癇病房，看到一個只會說廣東話的病人開始。
